家中客廳內有一個一人高的四格橢圓形玻璃櫥柜，望著玻璃櫥柜底層中一個白色瓷盤里那十幾顆暗紅色的紅豆，想起父親望道先生曾告訴過我們：“這些紅豆，是我從廣西帶回來的�！辈挥傻么蜷_了思念的閘門，幾十年前那一幕幕都呈現(xiàn)在眼前。

1931年望道先生時任復旦中文系主任，為了保護一位左派學生得罪了學校當局，不得不在那一年離開了復旦。此后的三年時間里，先后蟄居在上海寓所寫書、與魯迅先生一起開辦大江書鋪出版進步刊物。1932年《修辭學發(fā)凡》一書在大江書鋪出版，繼而他還搞翻譯，參與抗日的救亡運動，到安徽大學講課。由于當時的形勢，1933年大江書鋪和《太白》期刊被迫停業(yè)。1934年去安徽大學講課，特務如影相隨，甚至還會出現(xiàn)在教室里。遇到這種情景望道先生就會改用英語講課，特務因聽不懂只能無奈離開。望道先生不僅受到汪偽特務的監(jiān)視，還上了汪偽特務的黑名單。為了避開特務監(jiān)視和暗害，他很想離開上海一段時間。

就在這種情況下，1935年夏，廣西桂林師專向他發(fā)出了邀請。望道先生在接到邀請函后慨然應允。從上海到桂林的交通十分不便，要輾轉水陸兩路，旅途非常艱辛。8月，望道先生帶上小弟陳致道和學生夏征農、祝秀俠、楊潮等一起去了廣西。

那時的廣西，因李宗仁、白崇禧與蔣介石鬧矛盾打出了“抗日、反蔣”的旗號，實施所謂“禮賢下士的開明政策”。剛剛接管廣西桂林師專教務工作的陳此生，為繼承艱苦樸素的學風，培養(yǎng)更多的愛國人才，決定邀請陳望道、鄧初民等進步學者到校任職。陳此生原來并不認識父親，經(jīng)中山大學地下黨的推薦才慕名向他發(fā)出了邀請。

當年的廣西桂林師專位于桂林南郊的雁山公園，原是清代一位鄉(xiāng)紳的別墅，民國成立后歸公，又名西林公園。園中有山、洞、溪流、湖泊，還有參天的相思樹……整個建筑很像是“大觀園”的一角。學校為安排好陳望道、鄧初民等一批教授的生活，特地建造了兩棟具有民族風格的樓房給他們居住。兩棟樓房為木結構，看似二層樓房實為平房。因為離地數(shù)尺的一層是為防蛇、蟲之類的木柱子。樓的中間為寬敞的客廳，兩邊有住房數(shù)間，均為兩室套間。前后窗欞都安裝上明亮的玻璃，四周走廊繞以綠色的欄桿，典雅而樸素。

望道先生住的這棟樓房建在山麓的綠樹叢中，地勢頗高，面對著明凈的碧云湖。湖濱為一石鋪小路，路旁長有多株濃陰蔽日的相思樹，每當秋風吹起，紅豆便散落一地。如唐朝詩人王維“相思”所云：“紅豆生南國，春來發(fā)幾枝。愿君多釆擷，此物最相思�！币苍S因為這個原因，多情的男女常在秋風吹起紅豆散落之時來此尋覓紅豆，以寄相思。也因為這個原因，父親他們入住該樓后即給它取名“紅豆院”。命名一經(jīng)傳出，不脛而走。原來無名的巖洞和流貫雁山公園的一條清溪，也被稱作“相思洞”“相思江”了。

望道先生來到桂林后，發(fā)現(xiàn)30年代的桂林，文化領域充滿著封建迷信，陳腐的文言復古思潮時不時泛起殘渣。他在1935年10月的一次全校師生大會上作了《怎樣負起文化運動的責任》演講。他認為應該從極平常的地方去發(fā)動，從特殊的地方去注意它們。他說：“我們常說反封建，并不見得會有封建這個東西走出來給我們反對，有些人開口說工農，但是當我們真正提倡的時候，有人卻會出來反對。文言文是充滿封建意識的，會有非常濃厚的封建色彩�！崩^而他又說：“在男女關系方面，過去是很注重片面的道德，無論什么事情男子不對總要罪歸于女子，在人們的頭腦中明明還有一個無形的很黑暗的閨房存在。不要籠統(tǒng)地觀察，否則許多封建的東西，擺在我們面前都不認識，還說什么反封建？”一場反封建的斗爭就這樣在師專校園打響了。

望道先生來到桂林后，發(fā)現(xiàn)《桂林日報》特別轉載并大肆渲染《南熏序》。這份�？�序言，不僅思想內容十分陳腐，文字也別別扭扭，實際上是對新文化的一種示威和挑戰(zhàn)。望道先生指導學生撰寫短文予以一一批駁，師生稱這場“文白之爭”為“打封建鬼”。

在望道先生與陳此生的倡議和支持下，桂林師專還創(chuàng)辦了一份《月牙》�？�，由望道先生的學生夏征農主編。該刊密切配合當時國際、國內形勢，辦得極有生氣，不但活躍了師專的政治空氣還激發(fā)了師生們的愛國熱情。

除此之外，望道先生還親自導辦了由他命名的《普羅密修士壁報》，希望師專的每位同學都能成為敢于斗爭、敢于堅持真理和正義的普羅密修士。他還積極扶植和倡導話劇，成立了“廣西師專劇團”，先后舉行了兩次盛大的話劇公演，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，起到了播種和開拓的作用，推動了桂林乃至廣西的話劇運動。

“紅豆”記住了望道先生來到桂林后所發(fā)生的一切。他不但開拓了桂林師專的文化新局面，還展示了個人濃郁的生活情趣。課余，他常去小溪游泳、劃船，傍晚來到院子里散步、賞花；逢上周末節(jié)日，或是與師專師生結伴去城里小酌，或是在“家”自己動手改善伙食。當年，他還能做一道拿手的名菜“神仙雞”。先用黃酒將雞浸泡多時，并佐以蔥姜等調料，然后送入爐內將雞慢慢燴熟。此時，雞的全身呈金黃色，香氣撲鼻、鮮嫩可口。

1936年下半年廣西師專合并到南寧廣西大學文學院后，望道先生等人也曾到南寧短暫任教。但此時學校受到桂系勢力的直接控制，政治上日益轉向右傾，進步師生極大地受到抑制，望道先生這樣的進步教員再也無法在廣西繼續(xù)任教。

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發(fā)生后，望道先生辭去了廣西大學中文系主任的職務回到上海，紅豆也隨他一路顛沛流離來到上海。回到上海后，望道先生在地下黨的領導下組織了上海文化界聯(lián)誼會，從事抗日救亡活動。1938年又發(fā)起成立了上海語文學會，創(chuàng)刊了《譯報》副刊《語文周刊》和參加了地下黨創(chuàng)辦的“社會科學講習所”。

1939年，敵偽勢力入侵租界，由于父親頻繁從事抗日活動，他的名字再次被列入黑名單，但他不顧一切，仍然發(fā)起舉行了為期十天的大規(guī)模中國語文展覽會，堅持對青年和廣大群眾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文字改革宣傳。1940年秋，望道先生為避免汪偽特務的迫害，從上海經(jīng)香港輾轉到抗日的后方重慶，在復旦大學新聞系任教，他珍惜的紅豆也來到了重慶。1941年望道先生出任復旦大學新聞系代理系主任，次年出任新聞系主任。為了辦好新聞系，他提出了“宣揚真理 改革社會”的辦系方針和“好學力行”的系銘，并在抗戰(zhàn)十分艱難的條件下，冒著盛夏酷暑親自募捐籌資創(chuàng)辦了中國高校的第一座新聞館。在新聞館的收音室，同學們可收聽延安新華社廣播，新聞系成了復旦的“小延安”。望道先生還自任“復新社社長”，支持學生辦每周一次的新聞晚會。在他的領導下，短短幾年新聞系有了很大的發(fā)展。1946年抗戰(zhàn)勝利后，望道先生隨復旦大學返回上海繼續(xù)擔任新聞系主任。他珍愛的紅豆又從重慶回到了上海。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，望道先生被任命為復旦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、主任委員和復旦大學校長，主持復旦大學工作長達27年，為復旦大學高等教育事業(yè)挺身鼎力、嘔心瀝血，成就了復旦的輝煌。

望道先生多年來居無定所，但始終帶著他心愛的紅豆，也許這紅豆對他而言已經(jīng)不僅僅是相思之物，它滿載著望道先生終生不渝的信仰，充滿著他對黨組織不離不棄的思念，飽含著千萬個像他一樣歷經(jīng)災難、飽受列強欺凌的人才有的“重生感”，也包含著對舊中國艱辛生活的難以忘懷。

父親離世后“紅豆”就一直存放在家里，至今已過去四十幾年了。我們一直有一個愿望，希望哪一天有機會追尋著父親的足跡，去廣西師專一次。

2019年8月18日，我們來到廣西師大，并與廣西師大的相關領導、專家召開了座談會，后又在相關人員的陪同下尋訪了當年的紅豆院、相思洞和碧云湖等舊址。遺憾的是，碧云湖路旁的相思樹如今只剩下一株了。

廣西師大黨委宣傳部和文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領導告訴我們，為了紀念望道先生為廣西師專作出的貢獻，現(xiàn)今的廣西師范大學不僅有望道劇社、望道記錄社、望道讀書社和紅豆小館等實體，校園內還有以望道先生名字命名的望道路。根據(jù)廣西師大文學院黃偉林教授的要求，我們捐贈了兩顆父親當年從廣西帶回的紅豆，擬在博物館展出。人們將永遠銘記“紅豆”的故事和望道先生早年為廣西師大作出的貢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