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這次中華教育改進社在南京開第三屆年會，我也想觀觀光；故不遠千里的從浙江趕到上海，決于七月二日附赴會諸公的車尾而行。”

在這篇刊于1924年《時事新報》副刊《文學周報》第130期的《旅行雜記》，朱自清展現(xiàn)一段獵奇之旅。文章由三個部分組成。第一部分《殷勤的招待》寫上海車站兩位特派招待員接洽，第二部分《躬逢其盛》寫政客蒞臨與軍警護駕，這位散文家以辛辣筆墨極盡揶揄。身為上虞春暉中學國文教員，朱自清在國語教學組旁聽社員辯論學校國文課采用“她”字的提案，便寫下第三部分《第三人稱》�！霸谟懻摃r，很有幾位英雄，舌本翻瀾，妙緒環(huán)涌，使得我茅塞頓開，搖頭佩服。這不可以不記。”

帶著觀喜劇的心態(tài)與會，滿眼便為一幕幕鬧劇。

中華教育改進社絕非清談館，在朱自清參加的第三屆年會還舉辦國內史上首次全方位展示教育發(fā)展的全國性展覽。1934年由開明書店出版、國民政府教育部主編的《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》贊譽該社“對于中國教育之改進，功績甚大”。

經(jīng)五四運動洗禮，新青年呼喚新教育。然“今之所謂新教育者”“如臨百戲斗巧之場，如入萬花爭妍之圃，前瞻后盼，耳目眩瞀，誠令人昏迷顛倒，莫知所始從也�！痹�1919年第一卷第四期《新教育》，教育家姜琦寫道：“新教育之對于舊教育，非破壞的，乃改造的�！�

以“調查教育實況，研究教育學術，力謀教育改進”為宗旨，1921年12月23日，新教育共進社、新教育雜志社、實際教育調查社合并，由此宣告中華教育改進社成立，蔡元培、黃炎培等九位賢達出任董事。至今適逢百年。在首任主任干事陶行知心中，創(chuàng)建之日乃“中國教育界最可樂觀的一個時期”。

回眸歷史，最可樂觀實為其普及教育之壯舉。

在1923年8月26日舉行的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二屆年會上，以“除文盲，作新民”為宗旨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誕生。力邀各省代表共同見證這一盛況的是一位女性——朱其慧。這位被袁世凱盛贊為“名門淑女，婦德、婦言、婦容、婦功四者具備”的名媛親任董事長，聘陶行知為董事部執(zhí)行書記，晏陽初為總干事。

身為袁世凱政權“第一流人才內閣”總理熊希齡的夫人，朱其慧力促其夫君擔綱中華教育改進社董事長之職，并創(chuàng)設女子教育委員會。在社務報告中，陶行知贊譽朱其慧“熱心辦事，踴躍助捐”。1922年社費實收21000大洋，朱其慧一人獨捐5000大洋，且為發(fā)展女子教育專用。

朱其慧雖“為纏足婦女，……登臺演講歷數(shù)小時不倦，與會者……對之莫不欽敬”（晏陽初語）。她奔赴各地考察，激勵大眾學習，謀劃辦校方略，“識字運動可謂盛極一時”。她“目睹成千百男女老少的平民，都變?yōu)椴幌�、不聾、能讀、能寫的學生，即發(fā)下宏愿，誓為平民教育事業(yè)終其晚年”（晏陽初語）。

該會對當時整個中國掃盲運動的示范效應尤其體現(xiàn)于教材。自主編寫出版的《平民千字課》《市民千字課》《士兵千字課》《農(nóng)民千字課》引發(fā)洛陽紙貴。千字課共4冊，每冊24課，每日（周日休息）授課1小時，每小時授1課，每月1冊，4個月即可卒業(yè)。熊希齡曾吟詩贊譽愛妻：“平民廣教育，千字醫(yī)文瞍。普度及眾生，其澤彌宇宙�！�

因抵制袁世凱復辟，不忍目睹國事日非，熊希齡1916年歸隱山林。朱其慧亦忿然抗旨，嚴拒袁世凱任命其“為宮中女官長”。翌年，順直洪水滔天，淹沒103個縣，635萬災民流離失所，棄兒哀鴻遍野。為收養(yǎng)難童，朱其慧力薦身為京畿水災籌賑聯(lián)合會會長的丈夫熊希齡開辦慈幼局。1917年11月20日，慈幼局在北京鄭王府和府右街培根女學校分設男女校址。夫婦倆經(jīng)由總統(tǒng)徐世昌，力促遜清皇室內務府撥付閑置的行宮香山靜宜園。1920年10月3日，香山慈幼院（今北京市立新學校）正式成立，以“教養(yǎng)孤貧失學之男女兒童，使有適當之智能、道德，俾可謀生于社會”為宗旨，奉“勤、謙、儉、恕、仁、毅、公、平”為校訓。

1931年8月25日，這位“中國平民教育之母”突發(fā)腦溢血離世。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設景慧堂，“并在實驗地區(qū)設景慧學校，永留紀念”（晏陽初語）。熊希齡悲慟欲絕，毅然捐出全部家財設立“熊朱義助兒童幸福基金社”，下屬慈善教育公益機構均冠以“昭慧”二字。“昭者，吾母吳太夫人之諱也；慧者，吾妻熊夫人之諱也�！痹O基金社以永續(xù)亡妻未盡之志。何為未盡之志？《祭朱其慧夫人文》便是答案：“平民教育，尚未完成，慈校經(jīng)費，尚未增盈，此皆君之所眷眷，無時不居轉于心靈�！�

女性之慧，既可顯現(xiàn)于相夫教子，亦可勃發(fā)于濟世拯民。治貧先治愚，扶貧必扶智。百年前的這個她，窮畢生之力詮釋一個“慧”字，以還神州平民小康之愿。